民俗学和历史学

民俗学和历史学


来源:中国民俗文化网   文章作者:白寿彝  点击次数:

(1983年)

  用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信仰和民间文学,都是社会的存在,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按照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来说,历史书里也常常记载不少的民俗材料。在所谓“史部”的著作里,也有专门记载民俗的书。现在我们把民俗学跟历史学分开,是因为二者研究的主要对象不同,研究的方法和任务也有很大的不同。把它们分开,有利于二者的发展。但这两者,也不能完全分离。研究历史,不能完全摆脱民俗的研究。研究民俗,也常常要采用历史的解释。

  “五四”以后,我们所谓“民俗学”是从国外输入的一个新的概念。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在近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说不上来。在我的印象里,鲁迅在年收入他的《而已集》里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知他是否有意从民俗学的角度解释历史,但他实际上是这样做的。可能这是近代人用民俗学的观点解释历史的最早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指出了魏晋名士吃“五石散”的风气。文章说,吃了这种药,全身发烧,要把衣服脱掉,要用冷水浇身。皮肉发烧之后,不能穿窄衣服。为了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文章说:“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文章还说:“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鲁迅用吃药来说明魏晋名士们的风度,从少数人的癖好联系到流行相当长时期的社会风气,这是很有意思的,是一般历史工作者所没有说过的。

  1932年,郑振铎先生写《汤祷篇》,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后来又把这篇文章同另外几篇文章辑成一个小册子单独出版,书名还叫《汤祷篇》。作者论述了汤因大旱,剪发爪,祷于桑林的故事。他认为这是用人做牺牲,去祭神的遗俗,他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他由此引论:古代帝王一方面是人世间的王,又一方面他还是一种担任神职的领袖。他用“祭师王”这三个字来描述古代帝王的身份,他这个论点触及到中国社会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古史上的帝王,既是掌握最高政权的人,又是最高的教主。远古帝王所以要说天下有罪,在余一人,就是因为他要对神负责。汉代的皇帝亲自讲经,判断各家的是非,就是以教主的身份出现的。他们被礼赞:“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被称为“金口玉言”,他们可以封山川土地之神,他们可以赠与仙人的道号,也都是以教主的身份出现的。不懂得这一点,就不会懂得皇权之所以神秘,也不会懂得封建道德之宗教的起源,甚至于不会懂得封建社会为什么在土地权问题上缺乏真正的私有权。郑先生想得也许不会这么远,但他却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问题。

  郑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还说到,“古书固不可尽信为真实。但也不可单凭直觉的理智,去抹杀古代的事实。”“愈是今人以为太不近人情,太不合理,却愈有其至深且厚,至真且确的根据在着。”第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第二句话未免说得绝对了一些,但也有道理,这都是历史工作者应该重视的。

  郑先生还说:“原始生活的古老的‘精灵’常会无意的侵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特别在我们中国,这古老的‘精灵’更是胡闹得厉害。”又说,“原始的野蛮的习惯,其‘精灵’还是那末顽强的在我们这个当代社会里作祟着!打鬼运动的发生,于今或不可免。”郑先生这个意思说得很好,在“察古明今”这一点上,历史学和民俗学是一致的。历史学明今,是为了知来,民俗学明今,可以移风易俗,这都是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郑先生所谓“打鬼”,当然不是用棍子去打,暴力在这里是无所作为的。“打鬼”是要用具体材料,说明事实,讲清道理,提高认识,让人们在自己头脑中去打。

  闻一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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