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齐鲁兵家的基本特征

齐鲁文化—齐鲁兵家的基本特征


来源:中国民俗文化网   文章作者:佚名  点击次数:

齐鲁文化是中国古老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不仅诞生了博大恢弘的孔孟儒学,而且孕育了绚丽夺目的兵学文化,涌现出了姜太公、管仲、司马穰苴、孙武、吴起、孙膑等众多著名的兵家。宋代官修《武经七书》,作为兵家的必读经典,其中《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等四部兵书的作者,都出自齐鲁大地。这充分说明兵家文化是齐鲁文化中的一朵艳丽奇葩,同时也是齐鲁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所独具的魅力和风采。齐鲁兵家的基本特征,要者有五。

其一,爱好和平。战争与和平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政治范畴。向往和平,反对战争,是人们共同的愿望。尽管齐鲁兵家都以兵学立身,但他们无一不反对战争。姜太公主张文伐,即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敌人。《六韬·文伐》中列举了十二条文伐手段,相对残酷的武力争斗来讲,文伐显然是一种和平的斗争方式。

齐桓公时,在管仲的佐助下,首霸诸侯,管仲清醒地意识到和平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他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他说:“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强调战争是危国忧主之患。

司马穰苴认为,战争是为了保家卫国,除暴安良,并不是为了侵略他国,炫耀武力。即使是攻进“不义”之国,也要布施“仁政”,“入罪人之地,无暴圣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属,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这种对敌国的“仁政”,表明战争只是惩治“罪人”,并不能伤害人民。

在孙武的军事思想中,和平思想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强调“全胜”,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诸国对立的情况下,形势可以由“不战”向“战”转化,也可以由“战”向“不战”转化,孙武强调:“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就体现了由战向不战的转化。尽量用“伐谋”、“伐交”来解决问题。“伐谋”、“伐交”相对“伐兵”而言,实际上就是和平思想的具体体现。

孙膑强烈地反对战争,他说:“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并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孙膑认为,举义兵是为了禁止争夺。由于各国的侵略争夺,危害了百姓的利益,所以要“举兵绳之”,用战争来制止战争。如果战争的目的不是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战争就会失败,所谓“穷兵者亡”就是这个道理。

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普遍愿望。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庄子也主张:“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但是,诸子大多用说教来劝止战争,这在大国争霸时期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无法解决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统一问题,因而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齐鲁兵家主张用正义战争来制止不义的战争,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同时也丰富了这一时期的和平思想。

其二,人本特征。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呈现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格外强调人的意义。齐鲁兵家从“重人”的角度出发,无不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实践,宣扬人的主体意识。

姜太公的人本思想,表现在反对卜筮迷信,相信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武王伐纣时,“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见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王充在《论衡》中记述此事说:“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姜太公的这一举动,在天命思想和占卜迷信支配政治、军事生活的商末周初,实在称得上是惊世骇俗之举。在姜太公看来,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事,这充分表现出他对人的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和兼并战争的激烈,天命观逐渐没落,普通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渐提高,民本观念较西周时期赋予了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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