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是香港艺术家劳丽丽，她的《冷火》以既不隐定又不可预计的发酵过程作为隐喻，巧妙地引领我们感受日常生活中无以名状的琐事带来的不自在。

　　她不但是艺术家，同时也参与耕种。我们从她的作品里可以看到她对城市问题的思考。其实，疫情在城市里传播得如此快速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我们在城市的规训下，所有的生产和吃喝用度都与化学有关。这样的情况下也会带来很多环境问题。香港的一些艺术家也开始尝试耕种，做一些和环境有关系的项目。

　　劳丽丽她会自己做面包，这个过程需要发酵。但是，发酵的过程其实会出现很多不可预知的情况。比如会受到室内环境、天气变化等外来因素的干扰。这也是关于我们当下社会和人际关系的一个隐喻，太多的不可知因素在其中。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艺术和灾难的关系？不只疫情，很多艺术家都在不同时期表现过不同的灾难，艺术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反思灾难吗？

　　郭瑛：不同的灾难在艺术中的反映的确不同，基本上来说，艺术不是灾难发生时最有效的回应方式，它不是一个直接的作用。但是艺术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纾解大家心理的渠道。另外，每当有灾难发生，也会出现大量的研究性文章，但是对大众来说，这些研究往往也会比较枯燥，那么一些作品就成了研究和大众之间的桥梁。艺术不是仅仅限制在博物馆和美术馆之中，它也可以是一个有效传达信息的载体。 艺术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被阅读的可能性，也可以引发大众广泛的讨论。

　　新京报：这次展览的几个作品都是影像，你是怎么考虑的？你怎么看待这种线上平台？因为现在疫情的发生，很多展览或主动或被动地转向了这种网络。

　　郭瑛：这次的展览在一个线上流媒体平台上观看，考虑到平台的限制，我只选择了影像作品。疫情期间，大家也不便外出，在网络上观看这些作品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网络当然有自身的局限性，在我们因为疫情而要保持社交距离之后，在网络和艺术观赏之间，网络往往处于一个次等的位置，只是一个宣传的载体或者记录，很多时候都不是创作和展示的第一选择。经过这次之后，我们应该去考虑网络本身的特性，它绝对具有一些现场作品没法做到的优点，这些还都有待发掘。

　　其实策划一场展览，既要考虑艺术家的因素，也要考虑艺术作品，要考虑作品的呈现效果。有一些影像作品放在一个比较大的空间里的确会有比较大的表现力。我选择的这七组作品都可以在手机上或家庭环境里观看,而没有减弱它的艺术性。

　　疫情期间，很多展览和艺术活动被取消和延期，但我想，大家都是在一个情愿或半情愿的状态下考虑尝试在网络上展出，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事实上，网络的潜力远远没有被开发出来，还有很多空间值得我们去探索。

　　据我的观察，在流媒体平台的开发和应用上，中国内地还是走得很靠前的。

　　新京报：你是一位香港的策展人，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香港当代艺术的整体状况和困境？

　　郭瑛：香港的当代艺坛发展得比较迟，关心艺术的群体不多，而且也缺乏展览空间，因为地价的关系，展览空间和艺术家的工作室也都很小。直到M+美术馆的出现，带来了一些改变。尽管也有人批评M+筹备和建筑期间的种种不是，但是它的存在带给香港政府和市民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我们的城市需要艺术。在政府的支持和商业活动的配合下，艺术活动才开始得到关注。在香港，任何东西的发展只要和商业活动配合，加上社交网络中名人的宣传，很快就发展起来，香港不少市民都知道三月份是香港的艺术季。慢慢地，国际艺术圈也会注意到香港这样一个小地方。

　　商业化在香港是很普遍的现象，这十年来，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和毕业生都会非常留意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得到画廊的关注。但这也影响到年轻艺术家较少有实验性的作品。随着国际画廊进入香港，很多年轻艺术家，甚至是还没有毕业的艺术生，都有机会开办个展甚至卖作品了，但我觉得这对没有那么多定力和意念的年轻人来说，也不全是好事。

　　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商业活动取消了，但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思考我们除了做商业的艺术，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当然商业的艺术活动对于艺术家来讲很重要，但是我们也有政府的基金会、艺术发展局等机构，大家可以申请一些基金。

　　年轻艺术家在香港开始自己的事业不是很难，但是成熟的艺术家想要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却很难获得资源和支持，在香港也没有更好的平台让艺术家变得更成熟。国际艺术圈对香港艺术家的关注比较少，香港艺术家要很努力才能被关注。香港作为一个金融城市，在艺术上缺少可以和国际艺术圈交流的题材，不像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更具有历史感，或者现实问题更尖锐，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可以挖掘。当然，香港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我相信这种内在变化很快会在艺术文化等各方面反映出来，变得百花齐放。

作者丨余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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